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喧哗的传媒

2016-11-22 16:23:01  浏览次数:1

文/张炜(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)

  对文化的敌意是自觉不自觉就要发生的。一个物质主义时代,一个所谓的数字网络时代,当二者结成一体之后,对文化的敌意也只能越来越浓。

  先说这种敌意的自觉——有人就是要解构某一种文化传统,这种敌意是不加掩饰的。说到不自觉,那是指一般人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欲望和惯性。比如既要追求娱乐和享乐,就要在无形中为这种生插方式寻找文化上的根据和解释,所以就会不自觉地对严整的文化产生出排斥感。我们都知道向下堕落的快感,而且难以抵抗这种快感。

  作家诗人,知识分子,教授学者,如果足够敏感的话,会发现这个时代正需要严苛地为自己提出另一种生活方式——究竟有多严苛,他们心里一定会知道。

  在这个时期,要坚持一种信念是非常困难的,但是总要有一部分人去做。不能忍受,结果也只能抗拒和坚持——文化的崩溃或许可以延缓。人虽然天生有一份责任心,有智性和理性,但它在许多时候是需要唤醒的。

  人是不同的,比如有的人基本上不看网络和电视,不太看报纸,书刊也看得越来越少,就因为失望。他们这样做也许不是要立志跟一个时代隔离,不是想做一个“独孤明”,那样太难了——或许他们真有那样的理想,但大多数人仍然还不是。他们只是出于简朴的的自然反应,比如仅仅是厌恶;厌恶的时候越来越多,于是也就拒绝了。

  如果整天跟网络搅在一起,稍稍高深一点的对话能力也就丧失了。如果一个人还需要葆有一点对问题的清晰判断力、一种发言和对话的权利和资格,那也只好规避一下喧哗的传媒。

  我们可以问一句: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支持了巨大的发行量和点击量?当然是某一类人。这类人数量众多。

  可以跟上去,也可以背过身去。

  比较起现代人,李白和杜甫他们当然是孤独多了也安宁多了。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来往,其人性的温度是很高的。想想看,相互间许久没有消息了,路途遥远,要见一面就要跋山涉水走上许久,所以人们对于会面这种机会当是十分珍惜和看重的,交谈自然也就更有内容和意义。事后他们还会怀念不已,细细过滤在一起时的诸多细节,并且让这种回忆变成一种享受。杜甫与李白结伴同游的日子结束了,可他多么想念这位有趣的朋友。他不断地写着朋友,《天末怀李白》《春日忆李白》《赠李白》《梦李白二首》……那时没有现代传媒也没有现代交通工具,人的物理距离远,而心灵距离却是极近的。现在一切则正好相反:人离得近,心离得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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